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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玲 《尊严的双重面相:自主性和脆弱性》
日期:2026-06-26


《尊严的双重面相:自主性和脆弱性》

作者:王福玲

出版时间:2026-6

出版社:琉璃神社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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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关于尊严的讨论,国内外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当我们谈及尊严时,我们究竟在说什么?所有的解释努力都犹如盲人摸象,每一个人摸到了一点皮毛,每个人似乎都能说出点什么来,但似乎又都不能准确表达出尊严是什么。本书通过深入研究尊严概念的发展历程,厘清尊严概念的传统内涵及其发展逻辑。同时,深入研究了尊严的另一个面向——脆弱性,揭示出脆弱性是人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对脆弱性内涵及其规范性意蕴的探讨,本书提出重构尊严的理论构想,提出作为形式的尊严和作为质料的尊严这个二元层级理论。并运用该理论考察生命伦理学中的尊严问题,提出尊重脆弱性作为一条原则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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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大宝葫芦在三岁时,有一段时间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妈妈,人死了就怎么样了?去世是什么意思?”我和葫芦爸听到这样的问题后,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爸爸倾向于回避,因为他觉得“死”是不好的。我想要直面,因为在生命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中,死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更何况我还集中对脆弱性做了点研究,坚信直面脆弱性才是恰当的姿态。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直面呢?应该如何跟孩子聊死亡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相对沉重的话题呢?

于是我去找了一些给孩子讲死亡的绘本,其中有一本评价比较高的绘本叫《后来呢后来怎么了》。书里讲爷爷去世后到了天堂,每天照样有各种丰富有趣的活动,最后会变成星星、月亮、苹果......变成身边的各种事物回来看孩子。绘本尝试告诉孩子,死亡并不是生命彻底的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爷爷在天堂依然快乐。与此同时,我还看到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路桂军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如何跟孩子讲死亡。他说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死后就变成天使了,她会天天看着你,会在梦里与你相见。看到、听到这些后,第一感觉是这些讲述方式很好,抹去了传统死亡叙事中伤感的色彩,让孩子对死亡有了更柔和的理解,淡化了恐惧和悲伤。于是,我尝试模仿给孩子讲死亡意味着什么。孩子似乎明白了些。在之后的日子里,葫芦经常会提及死亡,在她的世界中,死亡并不沉重,她甚至是带着好奇和好玩的心情在跟我们聊死亡。有一次,她说:“妈妈,我什么时候会变成天使?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天使?”我好想知道变成天使是什么样子。尽管知道自己是在对孩子进行死亡的启蒙教育,也知道应该以一种别样的心态来看待死亡,但是,当听到葫芦直接提到她的死亡和我的死亡时,我还是很难保持轻松愉快。直到有一次,回老家与年迈的父母、葫芦的姥姥姥爷聚在一起时,葫芦也不经意间问道:“咱们家谁会先去世呢?我猜一定是......”那一刻,我本能地扯着嗓门提高音量转移了话题。

《后来呢后来怎么了》,吉竹伸介著,毛丹青译,2019年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这些经历让我不禁思考,尽管当下的死亡教育引导人们改变过去忌讳谈论死亡的传统,倡导一种直面死亡甚至为死亡做好准备的积极态度,但是,作为成人的我们真的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吗?我们真的可以抹去死亡带来的那种悲伤、痛苦的消极影响吗?死亡,终究是一件令人伤感甚至是痛苦的事情。孩子从绘本里学到的关于死亡轻松愉快的认知与成人世界中我们对死亡的体验和感知是很难真正相融的。或许,我们应该告诉孩子,死亡也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毕竟这也是作为成人的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于是,在后续关于死亡的聊天中,我也尝试让她明白这一点。于是,我跟葫芦说:“每个人都会死,爸爸妈妈老了后也会死,但是妈妈舍不得离开你们,想一直陪着你们。”我问葫芦:“那你希望妈妈离开吗?妈妈去世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会不会难过?”葫芦说:“会的,妈妈,我不想你离开我。”

转眼就到了葫芦幼儿园毕业,在毕业季,幼儿园让孩子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葫芦也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妈妈,我希望你活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真的很爱很爱你,我希望你能一直陪着我。”看到信的那一瞬间,我哈哈大笑,葫芦不好意思地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妈妈很喜欢这封信,你真是说到了妈妈的心坎上。”于是,我把那封信珍藏起来,它成了我在后续教学中的“道具”。

我自己有很强的死亡意识,甚至可以说是死亡恐惧,尤其是在生育了两个孩子后。面对两个弱小的生命,深知她们的健康成长极大地依赖照顾她们的父母,作为母亲的我萌生了极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同时也催生了我对死亡的强烈恐惧,可以说,是孩子激发了我的死亡意识。我害怕死去,害怕离开两个幼小的孩子,担忧没有了妈妈的陪伴和守护,她们该有多难过、多伤心。这种恐惧曾经一度让我焦虑。反观身边的朋友、同事,似乎很少有人会有同样的焦虑。于是,我很困惑,也焦急地想从学术研究中找到答案,告诉自己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或许这正是我持续关注脆弱性的原因吧——想要探寻一种适合自己或者说更能说服自己的对脆弱性的理解。

最开始接触脆弱性是在完成博士论文时,结尾部分提及尊严与脆弱性的关系。当时我正沉迷于尊严-自主模式,坚信理性、自主具有至高的价值,更加确信只有通过弘扬理性和自主的价值才能完成捍卫尊严的使命。起初,脆弱性这个视角并没有引起我的太多关注,而我自己对待脆弱性的态度犹如传统主流伦理的态度,对于相关研究成果也持质疑和批判的立场。在后续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也继续捍卫自主。记得在聊到安乐死话题时,我一度认为自己头脑非常清醒,对死亡的态度也很坦然,没有恐惧,没有担忧。

《康德尊严思想研究》,王福玲著,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后来开始想要关注脆弱性问题,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身体体验。2017年夏天,有一天,我突然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疼得彻夜无眠,那种不适感让我顿感生命的脆弱。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直处于这个状态,恐怕我什么都做不了了,甚至还可能会死。自此之后,我开始断断续续关注一些与脆弱性相关的话题。直到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肆意横行,尤其是最开始暴发时,我天天看着媒体上各种令人心痛的故事,间接体验了生命的脆弱,面对疾病的无助和无力感笼罩着我,久久不能散去。那个时候,葫芦还不到一岁。媒体上的故事第一次深深地激起了我对死亡的恐惧。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正是在这场疫情中,我逐渐开始意识到,健康只是偶然,疾病才是常态。脆弱性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本体存在状态,死亡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意识到这些后,我们该怎么办?于是,在那个冬天以及之后的学术研究中,我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脆弱性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脆弱性的感知力似乎也在增强。脆弱性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显性或隐性地体现出来。我一直在思考,如此真实且重要的脆弱性体验究竟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换言之,我们在揭示脆弱性这一重要的事实后,可以得出什么规范性层面的指导吗?脆弱性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伦理思考,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想,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承认脆弱、接纳有限。身体是我们感受脆弱性的首要场所,因为身体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病毒侵入、外力致伤、情感受挫等,这些脆弱的体验都是通过我们的身体被感知的。或许也正因如此,在传统主流伦理思想中,人们选择漠视身体,拒绝脆弱。死亡是对脆弱性最强有力的警醒。因此,我赞同很多做死亡研究的学者的立场,我们需要直面死亡这个话题。既然无法回避,不如直接面对。我们可以尝试将死亡搬到台面上来讲。我一直默默地关注安宁疗护工作,也对那些在一线从事安宁疗护工作的医护人员心怀敬意。我每年都会在课堂上跟学生聊死亡。我的PPT上赫然写着一行字:“死亡是对脆弱性最强有力的警醒!从脆弱性的视角思考,死亡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于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我开始了我的“向死而生”之旅,我想要知道,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且会突然而至,今生今世我该如何过。我想要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找寻生活的意义和尊严。

在内卷的当下社会,很多人按照一套单一的标准来定义成功、优秀,这些指标逐渐精细到可量化的程度。每个人似乎都身不由己地被卷着走,高校教师、学生、公司员工、外卖小哥......无一例外。每个人都在卖命干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深陷无意义的虚无漩涡中。或许通过死亡,我们可以开启一场生命教育的旅程。大多数人在思考死亡问题时,总会习惯于从抽象的人的概念出发,或者仅仅将其理解为一种可能性,且往往是一种与自己无关的、属于他人的可能性。对于个体而言,死亡确定可知,但何时死亡是不确定的。人们在日常闲谈中,总会抱有一种“死亡确定可知地会到来,但暂时尚未到来”的心态。这个“但”字表达了大众对于死亡的理解,借此,个体还可以沉沦于日常的繁忙中,随波逐流。或许这也是人类本能中的一种逃避死亡的潜意识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逃避思考、逃避自由的懒惰。鉴于此,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强调死亡的个体性、属我性和不可替代性,是“最本己的可能性”。只有当个体深刻地意识到死亡不仅指向他人,更是指向自己,而且随时可能降临时,个体才有可能从芸芸众生中剥离出来,从日常的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个体只有“先行到死”,才可能会震惊不已,才有可能摆脱随波逐流的心态。“被逼”着去思考,才有可能不被他人、社会裹挟,才有可能活出真正的自我。简言之,正是死亡意识让我们有了一种紧迫感,一种与外在的评价标准保持距离的意识和勇气。我想,这是我从死亡意识、从对脆弱性的思考中最直接的获益。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

其次,脆弱性诠释了团结互助作为一种价值的重要性。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就是看这个社会是如何对待弱者的。我们并非生来独立且自主,相反,我们生来脆弱且依赖他人。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一书中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当我们看到身边的老弱病残人群时,我们应该想到,他们也可能是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婴幼儿,都曾经十分脆弱,完全依赖父母的精心照顾健康长大;我们在一生中难免会生病、受伤,不可避免地会处于脆弱的时刻,需要他人的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随着身体器官逐渐衰老,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依赖照护者的陪伴,只有这样才能在老年阶段过得舒适,才能在临终前过得安详而有尊严。概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现在可能是、未来必然是弱者。因此,关怀弱者就是关怀我们自己,关怀弱者既是每个人的责任,更是一个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法曼(Martha Fineman)等人都基于此构建出丰富的理论体系进行详细论证。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麦金太尔著,刘玮译,201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

然而,这种获益似乎还有所欠缺。无论是“向死而生”的觉醒,还是团结互助的责任意识,都默认脆弱性是一种负面的、消极的、需要尽可能避免的状态,是不被人类喜欢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无法摆脱、无法避免才不得不承认它、接受它。虽然一些学者,如乔治·哈里斯(George Harris)、亨克·滕·哈维(Henk ten Have)等人,也力想要摆脱这种定义脆弱性的方式,尝试揭示脆弱性的积极含义,但都未能充分展开。直到读到埃琳·吉尔森(Erinn Gilson)借鉴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观点,将脆弱性理解为一种开放性,一种与他人相遇的可能时,脆弱性的积极意涵才真正凸显出来。关于身体对世界的开放性的观点使我们注意到,被动性不仅是被外界影响的方式,更是一种接纳的方式.....被动性并非一种软弱或仅仅是对外界的易感状态,而是一种开放性,一种吸纳、交融并与他者身体相连接的能力。揭开消极性的外衣,我们发现,正是因为具有脆弱性,我们才得以与他人相遇,并在这场相遇中成长,成就自我,成就他人。

《尊严的双重面相——自主性和脆弱性》一书本应将自主性和脆弱性置于天平的两端,给予同等的重视。然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天平略微偏向了脆弱性一端。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界关于自主性的讨论已经够多了。在关注脆弱性之前,我一直在以康德尊严思想为例为自主模式辩护。无论在当下还是在传统主流思想中,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学者不胜枚举。另一方面,时至今日,我真正关心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如何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过得有尊严。而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尊严诉求的提出往往发生在个体遭遇伤害、压迫、边缘化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亦即其脆弱性暴露之际。在这种情境下,尊严和自主无疑是我们努力想要追求的理想状态,而脆弱性是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我们不会也不应放弃理想,但我们更应从当下出发。

本书最后有两个附录,其核心主题是信任。这也是我准备进一步拓展的一个研究领域。于我而言,信任这个话题具有直觉上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被他人信任,同时也不愿意或无法信任身边的朋友、同事等与之相处的他者,那他该多么孤独,他的生活该多么可悲。信任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石。随着诸多社会不良事件曝光,很多人感叹“某某品牌不值得信任”、“专家不值得信任”等,大众的讨论氛围呈现出一种日益蔓延的信任危机。我们担心饮用水被污染、担心蔬菜不安全、担心肉类质量不达标,我们在工作中谨小慎微,在生活中戴着面具与他人相处......在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逐渐淡漠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尊严更容易遭遇损害和侵犯。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我们又提出了人机信任的诉求,期待在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达成信任。这一任务何其艰巨。正如瓦尤尔·赫拉利(Yuval Harari)所说,我们彼此之间都互不信任,还能寄希望于与人工智能建立信任吗?无论人机信任是否可能,我们首先必须重建人类之间的信任。

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真的放弃信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人际交往、社会运转都需要依靠信任维系。正如另一位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因素之一。如果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信任,社会就会瓦解。”康德学者昂诺娜·奥尼尔(Onora O’Neill,又译昂诺娜·奥妮尔)也对信任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她从康德主义的视角对生命伦理学中的信任与自主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这一研究路径也是我个人所偏好的。于是,我对奥尼尔在《生命伦理学中的自主和信任》一书中相关的观点进行了概括、归纳和简短的评价,置于附录二中。奥尼尔在这本书中也对医患信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很多人都会认为“善意的谎言”可以得到辩护,也常常以此来批判康德在说谎问题上的严苛立场。然而,在我看来,谎言即便是善意的,也会侵蚀信任,这一点在医患关系中尤其如此,而且我相信,在人与人的日常相处中也是如此。因此,我在附录一中回顾了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讨论康德关于说谎问题的小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

《生命伦理学中的自主和信任》,昂诺娜·奥尼尔著,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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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目录

第一章 尊严-自主模式

第一节 尊严的内涵

第二节 尊严的根据

第三节 尊严:作为权利的基础

第四节 尊严的规范性要求

小结

第二章 尊严的另一面相:脆弱性

第一节 脆弱性的内涵

第二节 脆弱性:作为伦理学的出发点

第三节 脆弱性的规范性意蕴

第四节 尊重脆弱性:作为一条原则

小结

第三章 自主性与脆弱性的纠缠

第一节 脆弱性:自主性的消减

第二节 挑战与回应

第三节 自主原则的“关系转向”

小结

第四章 尊严的重构

第一节 形式和质料

第二节 作为形式的尊严

第三节 作为质料的尊严

第四节 二者的关系

附录一 关于说谎

附录二 关于信任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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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王福玲,哲学博士,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琉璃神社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琉璃神社 副教授,兼任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协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科技伦理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学伦理学》特邀编委和第三届青委会副主委等职。研究领域为康德伦理学、生命与医学伦理学。主要关注尊严问题和人的脆弱性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等期刊上发表20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康德尊严思想研究》2014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尊严概念的层级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伦理学视域下的人的尊严问题研究》,北京市社科基金《人的尊严与脆弱性》等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