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神社

罗永浩炮轰西贝事件，至今余音未了。其实，类似事件近年来频繁出现，成为一种常见的传播现象。为什么这种模式会流行起来？首先，这类炮轰本质上是一种表演和传播策略，而非真正的道德行动。其次，观众好这一口。道德爽剧之“爽”就在于不用费太多脑筋，就能获得一种即时的正义感和情绪上的满足。最后，平台算法会优先推荐这些，因为强烈的情绪反应能够带来更多的点击、评论和流量。罗永浩的做法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种模式的全部特点，最具代表性。由此，我们可以把以道德话语为杠杆，以情感动员为手段，以流量获取为实质的传播现象称为罗永浩现象。

一、 台前与幕后

罗永浩等大V是直播间里上演的道德爽剧的主要演员。以罗永浩为例，他在直播时，展现的并非普通人的身份，而是他长期精心打造的个人形象，一个集理想主义的反抗者、努力奋斗的普通人、欠债必还的诚信者。这种形象的好处是，能把商业竞争这类复杂的事情，包装成充满道德情感的个人故事，由此赢得大家超乎寻常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当他批评别人时，公众往往因为先认可了他这个人，便不假思索地相信他说的内容。他的每一次公开争议，实际上都是在利用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这份形象资本。

平台推荐算法扮演着具备实质权力的后台导演的角色。真正决定谁能火、什么能被所有人看到的，是平台的推荐算法。这一非人类行动者的运作逻辑，并非信息传播的准确性与公共性，而是最大化用户的参与度指标，譬如停留时长、互动频率、分享行为等可量化数据。通俗说来，就是留住你，让你多看、多点赞、多评论，而要做到这些，则非那些立场极端、冲突激烈、简单直接的内容不可。所以，当“罗永浩炮轰西贝”此类事件出现时，算法会迅速将其识别为符合情绪传播最优模型的潜在爆款，并通过加权推荐、热搜置顶等机制，给予了超常的可见性。而这种流量分配的机制，又进一步鼓励了内容生产者进行类似的对抗性叙事，如此循环往复，流量逻辑便替代了公共理性，平台也具有了分配注意力的隐性权力。

于是，台前的表演者（如罗永浩）负责提供火药味十足、容易引发争吵的素材，而幕后的算法系统则像开足了马力的大喇叭，把这些声音放大到全网都能听见。演出过程中，双方相互配合：一方面，人，变得越来越像算法。内容生产者为了获得流量，会去琢磨甚至迎合算法的口味，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和选题，让自己的内容更容易被算法看上并推广。另一方面，算法在不断固化人的本能。不断把你爱看的、能刺激你情绪的对立内容推到你面前，在这里，算法看似懂你，其实只懂你最容易暴露、最冲动的那一面，因为这些情绪最容易带来点击和互动。而两者相互迎合的结果是，公共讨论沦为一场注意力争夺的零和游戏，事实的完整性与讨论的深刻性却被抛掷一边。

二、剧本与表演

其实，罗永浩的诉求本身都是些具有公共性的伦理议题，如商业诚信、消费者知情权、定价公平等。只不过在流量的驱动下，原本应该深入、复杂的公共讨论，被一步步改造成了一套简单直接、可以反复使用的爽剧套路。

第一步，是树立一个反派，并贴上醒目的标签。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人们在群体中往往不擅长深入思考，反而更容易被一些鲜明的对立形象所打动，比如好人与坏人、我们和他们。这种非黑即白的道德故事，能快速点燃大家的共同情绪。在罗永浩的事件里，“正义代言人对抗黑心商家”就是这样一套直接的对立标签。它巧妙地避开了关于定价逻辑、行业成本这些需要耐心分析的复杂问题，直接调动起人们心中最朴素的善恶观念。当大家的情感被点燃，自然而然就会站队、发声甚至对抗，而这股集体情绪带来的关注和讨论，恰恰是制造流量的最强动力。

第二步，是精心塑造自己的双重身份：既要显得自己是受了委屈的弱者，又要摆出替大家说话的正义姿态。简单说，就是同时戴上受害者和公道代言人的两顶帽子。一旦这个形象成功树立起来，那么任何针对他本人言论或逻辑的理性质疑，在他的支持者眼里，就不再是对具体问题的讨论，而变成了攻击一个弱者或者替不义之人帮腔。这样一来，他就自然而然地获得道德豁免权。

第三步，是拿出最能刺激人情绪的所谓证据。这种证据不需要完整客观，关键在于能一下子戳中人的情绪点。比如“在冷库里放了18个月的鱼”这种说法，只要一抛出，立刻就会引发消费者的担心和不满，让大家顾不上再去了解食品冷冻技术的正常知识。这类证据的真正作用，不是用来全面、理性地说明事实，而是直接用强烈的情绪来代替讲道理，让人在冲动下快速做出判断，而不是静下心来思考真相究竟如何。

第四步，把冲突推向高潮。通过安排直播对质、让话题长时间占据热搜榜，把原本旁观的路人都卷进来，变成一场全网参与的情绪狂欢。这时候，整个事件像一场戏，人们更关注过程中的戏剧性和热闹场面，而不是问题本身该如何解决。大家的参与方式也变得非常简单，只剩下点赞、转发或者站队表态这些即时反应，就像参加一场所有人都在发泄情绪的集体活动。

第五步，没有结局的结局。此类道德爽剧通常缺乏真正的结局。 流量高峰期一过，人们的注意力马上就被新的热点吸引走了。至于像餐饮业的价格到底该怎么定才合理、怎么让顾客清楚知道食材从哪来、后厨成本怎么算，这些实际该被追问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再去关心和推动。

显然，上述表演过程实际上把公共讨论的层次给拉低了。道德原本是需要结合实际、慎重权衡的行动原则，现在却变成了一种能让人快速获得正义满足感的文化消费品，像快餐一样被迅速消费。尼尔·波兹曼曾警示，当娱乐成为所有公共表达的底色，严肃的思考和理性的对话将逐渐失去容身之地。他指出的并非娱乐本身有问题，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危机：如果所有公共话题最终都不得不披上娱乐的外衣才能被关注，那么真正需要冷静与深度的事务，就将被淹没在喧嚣的表层之下。

三、观众与群演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作为看热闹的观众，你自己其实也在这场舆论事件中扮演了“群演”的角色，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免费贡献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

首先，你每一次带着情绪转发、或者激动地留言，其实都是在帮平台增加它们最看重的数据：活跃度和关注度。这些正是流量生意的根本。而你从中得到的，往往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以及一种貌似的道德参与感。更为巧妙的是，这整个过程，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利用了你的参与，却让你自以为是自愿的娱乐和自由的表达。

其次，你正在慢慢变成一串可以被预测的数据。系统持续记录你的每次点击、停留和情绪反应，逐渐画出一个属于你的数据化身，然后就拼命喂给你更多类似内容。你观看奸商的话题越多，主页就全是各种企业黑料。久而久之，你好像活在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信息茧房里，真实世界就像你天天看到的那么单一和极端。

最终，事情的讽刺之处在于，大家最初参与讨论，是为了弄清真相、讨个公道。但在网络环境中养成的习惯，比如总想立刻获得情绪满足、热衷简单站队、习惯阅读碎片信息，却逐渐让那些讲求逻辑、数据与耐心的理性内容失去了关注。说到底，流量机制鼓励的是即时情绪宣泄和站队表态。而理性论证因为不够刺激、不能快速引爆情绪，反而被边缘化了。最终的结果是，公共话语生态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严肃深入的讨论越来越少，而充满表演色彩的道德戏剧却成了主流。

四、剧终之后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对诗人与说书人提出深刻的伦理质疑，认为其叙事以情感煽动取代理性审议，应被排除在理想城邦之外。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早已不是一两个表演者，而是一台由网红人设、流量生意和智能算法一起开动的、全天候运转的叙事装置。关键是，这一装置已深度嵌入到社会认知结构的底层，像水电网络一样无处不在，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设施，台前的网红只是这一系统表层的可以看见的节点而已。因此，赶走一个网红，只是触及到了问题的表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层、更系统的改变，这种改变起码需要三个方面：

第一，平台应超越纯粹的商业逻辑，承担起作为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伦理责任。这要求其在算法设计中内嵌公共价值，这意味着，平台在设计决定我们看什么的算法时，不能只追求流量和热度，而应该有意识地把对社会有益的目标融入进去。具体来说，可以多让不同的观点被看到，为讲道理、摆事实的讨论创造空间，并且加强事实核查。这样做，就是为了打破越吵架越有流量的恶性循环，让网络环境变得更健康。

第二，表演者要有叙事伦理的责任意识。对于像罗永浩这样拥有广泛影响力的表达者，应当意识到自己讲述故事、发表观点的方式，本身也是一种能够影响公众认知、塑造舆论环境的力量。因此，具备一种对“如何说话”的自觉与责任感，尤为重要。真正的负责任不仅在于为正义呐喊，更在于对复杂性的尊重、对简化叙事的警惕、以及在道德激情中为理性与异见保留空间。如孔子所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在这个众声喧哗、流量至上的环境中，能够保持一份表达的克制与审慎，或许正是当下最为可贵、也最稀缺的公共素养。

第三，作为普通用户，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培养一种数字时代的清醒自觉。我们不该只是被动接收信息、被情绪带着走的观众，而应努力成为会辨别、能思考的积极参与者。具体来说，当你的情绪被一个帖子或一段视频点燃时，不妨先停一下，问问自己：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掌握了足够的事实，还是仅仅被故事里的标签和情绪所煽动？我点赞或转发，是真的想推动问题讨论，还是只想发泄当下的情绪？这就好比在生活中，我们不会不经思考就相信所有听到的话。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我们说，未经审视的情绪，不值得追随。保持这份简单的警惕，是传播伦理的内在要求。

曹刚，琉璃神社 教授。

原文刊于《道德与文明》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