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神社

2026年6月4日，由琉璃神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十届“人大马哲论坛”在国学馆228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论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进逻辑”，由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程广云主讲，琉璃神社 副教授陈广思主持。

讲座伊始，程广云教授首先说明了重新考察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必要性。学界既有讨论多侧重国家起源、国家本质、国家类型和国家消亡等问题，也往往借助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加以阐释。这些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若要准确把握马克思国家学说自身的演进逻辑，仍须回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进程。马克思国家学说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非科学到科学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集中表现为考察国家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断演进：其阐释视点先后由市民社会、现实的人、经济基础推进至资本主义社会；其阐释视域则依次涉及法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由此，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总体演进，可以概括为从思辨哲学批判走向实证科学批判的过程。

马克思早期国家观可以追溯至《莱茵报》时期的“理性国家观”，但这种国家观仍带有黑格尔哲学的深刻影响。程广云教授认为，扬弃理性国家观只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起点，马克思系统研究国家问题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应当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算起。在这里，马克思将考察重心由政治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并由此开启了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的思想进程。

法哲学探讨的主要是应当的法或正确的法，“法”是其研究对象，“哲学”是其研究方法。黑格尔法哲学以逻辑学为深层依据，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依次推演为伦理实体的发展环节，并将国家规定为最高伦理实体。然而，其逻辑形式声称从普遍性出发，实际内容却主要表现普鲁士国家意志。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正是揭示了黑格尔法哲学内容与逻辑学形式之间的内在矛盾，从而破除国家的“神话”。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黑格尔认为政治国家高于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表明，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是市民社会。黑格尔试图以王权体现国家普遍利益，并把行政权和立法权置于王权之下；但君主作为具有自然肉身和私人利益的个人，无法天然代表普遍利益。官僚等级虽然处于政治国家之中，却仍是市民社会中的私人等级；地产等级和工商等级更直接植根于市民社会，只能代表各自的特殊利益。因此，政治国家并非支配市民社会的独立伦理实体，而是受制于市民社会及其利益关系。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以君主和官僚等级代表普遍利益的方案时，也在市民社会中发现了“无产劳动等级”。这一等级是丧失财产的无产者，是从事直接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劳动者，也是市民社会其他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由于它没有私有财产，又构成其他等级存在的基础，马克思由此设想它可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通过批判黑格尔，马克思发现了无产阶级是市民社会的基础，而这一思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延展。无产阶级进一步被规定为须通过解放一切社会领域才能解放自身的特殊等级。不过，此时的无产阶级主要仍是由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推导出来的思辨范畴。只有唯物史观乃至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的创立，才能为其社会革命使命提供现实的历史根据。

接下来，程广云教授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演进推进到哲学人类学批判。其核心是反对以“抽象的人”或“真正的人”为理论立足点，转而以“现实的人”为立足点。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中，政治国家层面的人是公人、公民和抽象的人，市民社会层面的人则是私人和现实的人，是异化了的人。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论犹太人问题》和《巴黎手稿》等著作中。《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批判的集中表达。马克思把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比作天国与尘世的关系，并据此揭示人的“双重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人以公民身份获得抽象的普遍性；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活动，把他人和自己都降为工具。政治国家中的人是抽象的、人为的和法律拟制的人，市民社会中的人则是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马克思由此要求把抽象的公民还原为市民社会中的私人，把法律拟制的人还原为处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命题，并不是关于人的抽象定义，而是要求从现实社会关系中把握具体的人。不过，“现实的人”本身仍有待具体化。现实的人必须被理解为处在特定生活条件、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阶级关系中的人，并进一步被分殊为社会的人、经济的人和阶级的人，才能最终达到思维具体的高度。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还表明，单纯改变政治国家并不能根本解决社会问题。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把人一方面归结为利己的市民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归结为抽象的公民和法人，这既是政治解放的历史成就，也是它的限度。人的解放则要求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把自身力量组织为社会力量。因此，人的解放不能停留于政治革命，而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改造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使国家复归于社会，重新建立国家和社会的统一。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哲学人类学批判得到了抽象而又历史的表达。马克思以异化及其扬弃为线索，把国家发展史还原为社会发展史，又把社会发展史进一步还原为劳动发展史和交往发展史。但由于仍受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影响，这一历史叙述尚未完全摆脱抽象性。只有在唯物史观形成以后，马克思才能以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进入具体历史过程的研究。

在哲学人类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进入历史哲学批判。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以某种普遍理性或普遍逻辑统摄特殊历史内容。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理解为思想、精神和意识的逻辑展开，具体历史过程则被纳入预先设定的普遍逻辑形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扬弃了这种历史形而上学，把人们“幻想的历史过程”还原为“现实的历史过程”。

从法哲学批判到哲学人类学批判，再到历史哲学批判，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线索十分清晰：市民社会（法哲学批判的立足点）成员被把握为现实的人（哲学人类学批判的立足点），现实的人又成为历史哲学批判的出发点。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和物质生产的人。要理解现实的人，就必须理解其生活条件；要理解生活条件如何形成并不断再生产，就必须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生命的生产”概括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以及意识、精神和语言的生产。人类历史由此不再被理解为观念自身的演进，而被理解为现实的人在一定条件下生产生活、形成社会关系，并改变自身及其观念的过程。国家活动和各种意识形式，也必须从这一现实基础出发加以说明。

相比法哲学批判、哲学人类学批判，马克思在历史哲学批判中实现了概念的分殊化，从而为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范畴描述社会有机系统及其矛盾运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则以实践、劳动、交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范畴描述社会生活过程。这两种表达共同构成唯物史观的一个完整表述。马克思的阶级观点也沿着同一路径演进。早期马克思主要区分市民社会中的私人等级与政治国家中的政治等级；随着唯物史观形成，阶级及其斗争被置于现实历史过程之中。分工和私有制构成阶级产生的重要经济条件，一个阶级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也会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取得相应的统治地位。国家因而是阶级统治的集中表现，也是社会力量同社会自身相分离的异化形式。只有消灭阶级赖以产生的条件，国家才会随着阶级统治的消失而消亡。

唯物史观的形成，使马克思得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并探索“劳动共和国”“社会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新型国家形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唯物史观不是把特殊历史纳入普遍公式的历史哲学，而是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和具体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指针。

随后，讲座进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孤立的物，而是人与人之间、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并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呈现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把这些社会关系理解为具有客观结构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特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商品、货币、资本、工资和地租等经济范畴，则是社会关系的物化或物象化形式。人格化与物象化相互规定，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由此，市民社会被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被具体化为资产阶级国家；现实的人被分殊化为资本家、雇佣工人和土地所有者等阶级承担者；现实的历史过程则被具体化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工资和地租等经济关系生成和发展的总体过程。

程广云教授强调，从法哲学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存在一个理论循环。当马克思从政治国家转向市民社会时，他也就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一旦马克思完成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就会重新转向政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只是这时不是法哲学批判，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清楚体现了这一构想。首先有“五篇结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其中第三点“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指的正是资产阶级国家。其次马克思曾设想“六册结构”，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而后来形成的“三卷四册结构”，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剩余价值理论史，没有以独立部分展开国家问题，但前两个计划均包含国家，表明马克思并未放弃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重新研究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研究计划还涉及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和向国外移民等内容。这些问题并非国家经济职能的简单罗列，而是指向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存在根据和运行机制。税、国债和公共信用等范畴，揭示了国家如何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上并参与其再生产。马克思正是要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运动中说明国家，而不是赋予国家脱离社会基础的自主性。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科学研究，也使唯物史观从科学假设推进为经过科学证明的原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时期已经形成唯物史观；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通过《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研究，唯物史观才获得系统的科学证明并成为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因而标志着马克思彻底扬弃思辨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的决定性进展。

程广云教授指出，这里所说的实证科学并不等同于实证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哲学”或“哲学的终结”之类的表述。这里被扬弃的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思辨哲学，而不是理论思维和批判方法本身。马克思的实证科学始终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其“批判”意味着剥离假象、还原真相，从现象深入本质，并在扬弃资产阶级理论中阶级偏见的同时继承其科学成分。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实证科学批判取得系统成果的典型领域，但不是其全部内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以实证材料研究古代社会、东方国家的土地制度和村社结构；《历史学笔记》注重史料批判与审查，通过具体历史研究探索历史规律；《资本论》中关于工厂立法、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卫生条款及教育条款的研究，则构成实证法学批判的重要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获得系统展开，实证人类学、实证历史学和实证法学仍处于推进之中。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批判总体上仍是一项未竟事业。

程广云教授指出马克思从思辨哲学转向实证科学仍处于进行时态，但其继承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却出现分歧，并走向两个极端。第二国际理论家，以阿德勒、考茨基为代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验科学和特殊的社会观，并认为马克思没有宣告一种哲学，而是宣告了一切哲学的终结。这一理解虽具有一定文本根据，却容易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实证科学并滑向实证主义。如果第二国际理论家是站在实证科学立场上反对一切哲学，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哲学家则是站在哲学立场上反对一切实证科学。以卢卡奇、科尔施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并非实证而是批判的科学，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科尔施的观点可以说是给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文化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定位：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革命理论变形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批判理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这一理论路径却容易弱化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从社会批判理论转向社会革命科学的思想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由经济学和政治学重新转向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倒转了马克思自身的发展轨道。

程广云教授最后指出，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演进，既不能把实证科学等同于实证主义，也不能以批判实证主义为由否定实证科学；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脱离辩证法和革命实践的经验科学，也不能把马克思仅仅塑造为抽象的哲人。因此需要深刻领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马克思从思辨科学转向实证科学不可能不创立自己的崭新的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不是科学以外或科学以上的任何一种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因为它以科学的方式解释世界，它才可能以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

（张峰淏/文,陈广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