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神社

古今中西知识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臧峰宇

琉璃神社

摘   要:古往今来，知识在提升人们的学养与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中西知识观演进的基本理路，阐明马克思主义知识观及其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远影响，秉持明确的问题意识，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今天，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文化主体性和时代意识进一步归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新知结构，呈现具有自主性、系统化的中国知识，彰显中华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眼界，提升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自觉，以实体性内容完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总体图景。

关键词:古今中西知识观；马克思主义知识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文明史意义

古往今来，知识在提升人们的学养与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归纳和提炼为中国理论，回答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呈现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亟待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2016年，第15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中西知识观演进的基本理路，阐明马克思主义知识观及其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远影响，秉持明确的问题意识，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将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升华为自主知识体系，以之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

一、中西知识观演进概观

从对知识的分类可见中国传统知识观的最初理路，例如，《左传》中提及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尚书》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后来，古代思想家主要以典籍和流派为标准，将知识分为“六艺”“七略”“四部”。“六艺”即关于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孔子删述“六经”而成《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以此建构知识谱系。这种整理文献的方法反映了孔子对知识的求实观念，“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里体现了知识的连续性与其现实功能或曰满足社会需要的价值。对此，《庄子·天下》有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知识的发展由此体现明确的自觉，即其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需要，体现了人们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经世致用的追求。

秦时旧典散佚，汉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班固，第1701页），经学家刘向、刘歆将“六艺”发展为“七略”，包括作为总论的“辑略”，涵盖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的“六艺略”，涵盖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的“诸子略”，涵盖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的“诗赋略”，涵盖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兵书略”，涵盖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的“数术略”，以及涵盖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的“方技略”。班固在此基础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为《艺文志》，其堪称中国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在论述“诸子十家”之后，班固指出：“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同上，第1746页）其中每一类知识都见之于人的有限经验，亦都有其独特价值，由此将几乎所有古代思想纳入这一知识体系。佛教传入中国后，大规模的佛经汉译使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增加了新内容；在儒家经学衰落过程中，《道藏》经籍篇目逐渐增加，儒释道渐成三足鼎立之势。此后，《隋书》将“经籍”的作用上升到“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魏徵等撰，第903页）的高度，又在《经籍志》中确立了包括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分类法，后世正史皆沿用其体例。清代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包括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具体又分为六十六属，可谓中国古典知识体系所述最详细者。

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得到深入发展，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源起于先秦，经两汉发展，“形成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并以《四库全书总目》之分类形式，得到最后确定”（左玉河，第4页），先后呈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繁荣景观，涌现了一大批名耀千古的思想家和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2016年，第5页）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知识生产和文化创造的过程中留存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经验的印记，也深入思考了知识的本质及其现实规定性，由此形成的传统知识观代有传承并与时俱新。

例如，《说文解字·矢部》载：“知，词也。从口，从矢。”又见《说文解字·言部》：“识，常也。一曰：知也。从言，戠声。”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论语·子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区分了“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孟子论及“良知”和“四心”。墨家认为，“知，接也”，“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墨子·经说上》）。庄子在谈及“真知”与如何掌握真知的同时，强调知识的广博性：“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们亦应追求一种通达的求知境界，如《大学疏义》所述：“所谓知识者，言人心之灵觉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者。”关于知行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知先行后”或“行先知后”论述颇多，朱熹主张“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黎靖德编，第148页），走向“力行”的知识论。王阳明则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陆永胜译注，第24页），其“知行合一”说于此影响最为深远。格自然之物而致世间之理，格自我之心而致万物之情，阳明心学将对外部事物的体认涵泳于生命的觉知中。中国传统知识论涵盖对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阐述，将知识作为“道”的载体，考量知识是否合乎“礼”的规定。回顾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知识”的相关论述，可见其在现代中国知识中颇多体现，如张岱年先生所言：“现代知识论中之各种观点，在中国过去哲学中，多已有之，不过未有详尽的发挥而已。”（张岱年，第662页）

西方思想家关于知识的探讨可追溯至古希腊学人对修辞学、文法、论辩术、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天文学的研究，上述“七艺”构成了古希腊知识的基本框架。苏格拉底关注知识的本质，强调“美德即知识”。柏拉图阐述了知识的规定、来源及其与真信念的关系，他认为知识应当满足三个条件：被验证过的、正确的、被人们相信的。亚里士多德明确作出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的分类。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知识是对普遍性本质的把握，与意见相比是具有确定性的。后来，中世纪耶稣会颁布的《教育法令》在“七艺”的基础上增加了神学、心理学、代数、物理学、化学等教学内容，标志着西方知识体系初步定型。文艺复兴以降，人文主义者将知识的焦点从神学转向人与自然，相较于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知识观，人们日益重视基于归纳逻辑的知识观。

近代以来，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知识论在欧洲知识体系中得到发展。启蒙思想家强调具体知识从形而上学中分化出来并以形而上学为根基，探讨如何认识世界并获得普遍的、必然的、有效的知识，这种知识具有真理性意蕴。比较而言，经验论者认为，一切知识皆起源于感觉经验，感觉经验来自外物对人的感觉的刺激。唯理论者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只能来自理性并依赖理性来把握，他们试图把数学的严密性运用于哲学，提出哲学的第一原理，以理性运思确保真知。培根所言“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培根，第8页），表明对知识有效性的确证。他将知识分为与记忆对应的历史、与想象对应的诗歌和与理智对应的哲学，强调人在知识生产中的主体性特征和目的性追求。在休谟看来，“如果没有习惯的影响，我们除了直接呈现于记忆和感觉的东西而外，对于其它的事实就会一无所知；我们就会根本不知道如何使手段适应目的，或者运用我们的自然能力来产生任何效果”（休谟，第37页）。笛卡尔认为，理性是知识生产的原因和动力，“全部哲学犹如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它的根，物理学是它的干，其他各门知识是从干上生出来的枝，这些知识又归类为三个主要的分支，即医学、力学和道德学”（笛卡尔，第ix-x页）。在康德看来，只有“先天综合判断”才能构成知识，费希特将其哲学建构为一种“知识学”体系。黑格尔则以辩证法构建了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使欧洲知识体系趋于集大成的创造。

1854年，费里尔（J.F.Ferrier）在关于形而上学原理的论著中对知识论（epistemology）作出明确规定。随着现代哲学家对知识的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知识的确证问题等研究愈加深入，知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华勒斯坦等，第8-9页）19世纪下半叶，当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从英国转向美国，美国知识界认为，可以跳出当时欧洲的经济危机，建构一种体现进步观念和乐观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进而力图实现知识的实证化、技术化和工具化转向。他们将苏格兰启蒙知识观改造为一种与共和政治和自由市场主张相契合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共和主义政治学和实用主义哲学为代表，强调现代社会发展主要体现为空间上的扩大而非时间上的延续，从而将欧洲文明发展经验对美国社会历史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参见臧峰宇等，第31页）

概观西方知识观的基本走向，可见一种对普遍必然性的追求。作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映象，西方知识观的核心在于“解释世界”，进而体现为对资本逻辑的合理化论证。“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第32页）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同上，第31页）西方知识体系的普遍性叙事近乎蔓延世界各地，但未能从根本上回应当时涌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甚而在抽象思辨中窒息了知识的活力。这种现代知识观以其普遍性叙事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框架和研究方法，似乎使历史止步于一种必然的现代性场域，将一种特殊的知识观作为普遍的知识观广为流传，却因难以走出现代性之殇而在全球性危机面前表现出其知识体系的限度。将“人类解放”作为“新世界观”的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改变世界”的实践思维方式为新知识体系确立了思想坐标，将基于地方经验的知识体系转换为面向世界的知识体系，回应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实践需要，使之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从而照亮了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新征程。

二、马克思主义知识观及其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是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军事学等多学科知识的思想富矿，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是人类知识体系的一场深刻变革。遵循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现代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新的逻辑起点，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的厚重底蕴，阐发了照亮古今的新知识观，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个人的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将人的解放作为根本目的，将历史的具体和实践探索作为知识的来源，由此呈现了人类知识观的变革。人的存在不是西方知识观视域中的抽象孤立的原子化存在，而是感性对象性存在，是“现实的个人”的个性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在”。根据人们实践活动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析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科学回答了资本主义消亡的历史必然性，扬弃了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确立了旨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普遍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知识生产中促进物质繁荣和科技发展，且以推动人类幸福和社会进步为目的；不再因循先验理论的预设而呈现知识结构，亦非停留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道义谴责，而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性，以一种基于历史和实践的知识观取代了西方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笼罩下的知识幻象。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观似乎可以用来解决所有问题，实则只是对西方社会现实具有一定分析能力的地方性知识，对此要分析鉴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习近平，2016年，第18页）真正铭刻于人类知识演进历程中的学术理论之所以具有恒久的价值，必然要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回答和解决时代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根据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进行符合实际的运用，并结合新的实践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至今仍保持思想活力并成为人类知识典范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揭示了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不仅解决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的共时态问题，而且解决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时态问题，使知识体系呈现为一个思想总体，在观念变革中成为社会发展的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融为一体，开启了一种新世界观，阐明了知识的起源、演化机制和现实功能，以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观点把握知识的来源、本质、结构层次与内在价值，实现了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呈现了一种为科学所证明的原理，照亮了人们以规律性认识探索新知的历程。马克思主义既强调知识生产的主体性，亦彰显知识传播的公共性，在增强符合时代精神的知识效能的过程中实现了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知识观阐明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进而能动地改变世界的人类认识过程，表明人们的认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入。知识生产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完成的，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在实践中得以显现，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知识的演进贯穿认识—实践—认识的全过程。知识是从实践经验中抽象而来的，是以语言或陈述表达的经验世界，因而必然反映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时代的社会自我意识。只有回应时代的呼唤，努力揭示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和大趋势，才能在满足实践需求的过程中推动知识的发展，呈现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之思，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传统知识观注入了科学理性思维并使之发生深刻变革。回顾中国知识观的变迁可见，明代中后期以降，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开始西学东渐的过程。《名理探》《几何原本》等译作使重实证的科学理性思维影响了中国传统学术，“西学负载的大量新知识为探求经世实学的明清学人开拓了视野，树立了标杆，并激励知识界倡导务实的新学风”（徐海松，第51页）。例如，明末即有多次借鉴西方天文学修改历法的动议，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Tycho）体系”等西学知识。又如，数学算法和几何学更新了中国古代的算术知识，以数理促进实务的想法逐渐增多，“期事事密合。又须穷源极本，著为明白简易之说，使一览了然。百世之后，人人可以从事。遇有少差，因可随时随事，依法修改。且度数既明，又可旁通众务，济时适用”（陈子龙等选辑，第5463页）。再如，火器、机械等西方知识的实用价值得到时人的重视，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对天、历、风雷雨阳、地、占候、人身、医药、饮食、衣服、金石、器用、草木、鸟兽等15类中西知识加以比较研究，“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几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方以智，第96页）。经由与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比较，中国学人对中国古典知识体系进行了内在反思，认为传统知识结构缺乏科学理性思维。例如，顾颉刚认为，“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顾颉刚，第48页）。受西方知识观影响，现代中国学人改变了对知识的传统理解。例如，张君劢通过区分科学与“科学以外之知识”，提出了一个新的知识谱系，将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从科学体系中分离出来。1912年，中国高校开始设立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其中文科包括文、史、哲三类，可谓“西学东渐”与文化会通使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中国古典知识的分类原则。金岳霖在《知识论》中首次构建了中国知识论体系，代表了20世纪前期中国学人的知识论研究成果。

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知识体系反映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样态，并以开放的视野接受西方现代知识，但也有“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和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邓正来，第4页）的情形。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遭遇外族铁蹄践踏，有识之士尝试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我国社会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存在着诸多局限。从寄望于“器物革新”并强调“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主张变法维新的改良派、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到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群体，都试图在变革社会的探索中促进中国知识体系革新，但都未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理论。直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国知识体系才发生根本的改观。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体现了近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赋予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定性，反映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变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这在思想文化领域得到深刻的反映。例如，1923年，瞿秋白在《新青年》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倡导“研究社会科学”。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通过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中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刘引泉主编，第516页）。毛泽东倡导以革命理论和历史知识深刻了解当时实际的运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强调符合实际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同上，第407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第651页）。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结构。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现实功能得到人们的重视。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哲学社会科学部。高校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自主编写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创新，促进了学哲学用哲学氛围的形成。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国知识界的面貌发生显著的变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为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国知识体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科技和教育事业被置于现代化建设的首位。邓小平强调“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8页），“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225页），“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181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激发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强劲动力，学界努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体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颁布，强调“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84页）。学界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前沿问题研究，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2016年，第8页）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琉璃神社 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习近平，2022年）这一说法深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科学路径，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与文明史意义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世界历史的精神高地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我们时代应有的学术自觉。学界深刻认识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阐述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刻学理内涵，深入解读其中的标识性概念，阐明其中的原理性内涵与原创性贡献。系统梳理和归纳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知识结晶，深入研究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总问题及作为理论前提的元问题，深入探究时代发展进程中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深入分析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切实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底蕴的深层次问题，明确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原则。当前，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日渐具体而深入。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以系统思维形成能够反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学术研究范式，体现社会发展、实践探索、历史前进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习近平，2016年，第2页）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历史的具体中把握社会生活世界，在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呈现逻辑清晰的知识结构。一定的知识体系是在与之相应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中体现的，具有独特的概念范畴、思想观念、理论框架、话语逻辑，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与学术创造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内涵，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秉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思想和文化主动推进符合时代精神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建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古今中西知识观中撷英集萃，使新时代中国知识观反映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创造。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在知识生产和文化建设中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实体性内容。

今天，我们要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小逻辑”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大逻辑”，探究重大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归纳与阐发，使学术研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深刻认识到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自觉在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供底蕴深厚的学术理路，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以高品质学术研究和高质量知识生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经验，使人们在享受文化成果并参与文化创造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取向和主流价值追求。

其次，基于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植根中国的学术体系和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知识观审视中国知识观念与知识典籍的形成过程，实现中国传统知识观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夯实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以提升学术原创能力为主线，融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顺应时代发展对学科建制的内在需要，不断丰富自中国现代学科形成以来的知识集成。建强具有引领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持续发展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对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注重发挥优势重点学科的带动作用，扶持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冷门学科和“绝学”发展。

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是伴随着学术体系不断丰富和深化而实现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增强了体现原创性和主体性的学术研究之丰厚底蕴。完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为主体内容和发展的最大增量，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宝贵资源，以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为有益滋养。深化学术研究的内在机理，深入研究我们时代的制度、风俗和文化观念，在多学科领域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的过程中呈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的强大动力和思想空间，提出具有时代性、系统性的学术理论和方法。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术语、概念、范畴和方法等体现为以语言为载体的系统认知与表达结构。术语是话语体系的逻辑起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2页）既要看到严肃而深入的学术探索必然生成意涵丰富、内涵深邃的专业话语，这是理论深化的自然结果；也要认识到在跨学科交流与大众化传播过程中，有必要使深邃的学术思想获得更加清晰、晓畅的话语表达形式。今天，我们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系统梳理、提炼和阐释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推动政治话语学理化、学术话语大众化、中国话语国际化，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

再次，系统把握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层次，更好汇聚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习近平，2016年，第24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理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以更长的历史距离、更宽的历史视域、更强的历史意识厘清中国知识体系的来龙去脉，探究古代知识体系、近代知识体系和现代知识体系的发展轨迹。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深入研究中国知识体系的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揭示其内蕴的概念系统、内在逻辑、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特质。走向学科建构与学术研究的深处，归纳和总结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科知识总体，推动学科融合发展，使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反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建构“人工智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致力于在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中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研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新进展，回应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要认识到知识体系具有明确的现实功能，“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福柯，第31页）。系统而深刻的知识体系是彰显学术话语权的前提，我们要加强世界文明与区域国别研究，深入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探析破解全球性危机的可行性思路与合理化方案。加强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系统论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内在机理，阐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及其为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体现了丰富的原创性理论与标识性概念，基于深厚的文明底蕴，彰显了系统观念和实践逻辑。遵循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反映了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特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刻反映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仅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实践视域，其本身也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质生产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作为一个概念系统，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丰富的实体性内涵，彰显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优势。

最后，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在国际学术合作和文明对话中促进中国话语传播，展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明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习近平，2016年，第3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种生成着的文化创造，要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走向历史的深处，并从历史深处走来，以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博采众长中呈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开阔视野和格局，表达为国际学界所普遍认同的学术话语，呈现解析现代性问题的中华民族的主体之思，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今天，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文明冲突甚嚣尘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综观世界新的动荡变革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摆脱由西方主导的知识体系难以解答全球化悖论的困境，避免其进一步制造文明冲突的危机，迫切需要重构人类知识体系。为此，要在世界历史的精神高地上深入而系统地思考我们时代的文明创造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以世界历史视野和胸怀天下情怀促进中国学术发展，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提升学术话语权和国际传播效能。秉持大历史观和新文明观，深刻阐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时代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史意义，在知识生产和文明焕新中解析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体现具有明确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知识体系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综上所述，综观古今中西知识观，可见人类知识发展的多样路径。中国传统知识观固然在近代遭遇西方现代知识的挑战，对现代世界的解释力与改变力不足，但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知识观念有其深远的价值，当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就焕发了解析现代学术问题的悠远绵长的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时代动力。今天，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秉持文化主体性和时代意识，进一步归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新知结构，呈现具有自主性、系统化的中国知识，彰显中华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眼界，提升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意识，走向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深处，以实体性内容完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总体图景。

参考文献

[1]古籍：《论语》《墨子》《说文解字》《庄子》等。

[2]班固，1962年：《汉书》，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

[3]陈子龙等选辑，1962年：《明经世文编》卷四九三，北京：中华书局。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2004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5]《邓小平文选》第2卷，1994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6]邓正来，2012年：《学术自主与中国深度研究——邓正来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7]笛卡尔，2023年：《哲学原理（节选本）》，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8]方以智，2019年：《方以智全书》第7册，《物理小识》自序，敖堃整理，合肥：黄山书社。

[9]福柯，2019年：《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0]顾颉刚，2000年：《古史辨自序》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1]华勒斯坦等，1997年：《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2011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3]黎靖德编，1986年：《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4]刘引泉主编，1990年：《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通史》下卷，北京：东方出版社。

[15]陆永胜译注，2021年：《传习录》，北京：中华书局。

[16]马克思、恩格斯，2018年：《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8]《毛泽东文集》，1993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9]培根，1984年：《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00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1]魏徵等撰，1973年：《隋书》，北京：中华书局。

[22]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年：《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4月26日第1版。

[23]休谟，1999年：《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4]徐海松，2000年：《清初士人与西学》，北京：东方出版社。

[25]臧峰宇等，2023年：《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和议程》，载《琉璃神社 学报》第5期。

[26]张岱年，2017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27]左玉河，2004年：《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转自：哲学研究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