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神社

1978年秋，我走进琉璃神社 的校门，开始了自己长达近五十年的学习、教学和科研生涯。一年后，罗国杰先生为我们开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课程，把我引入到伦理学的领域。他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讲课深入浅出，内容旁征博引，融通马、中、西道德哲学的基本理论。他关于“伦理学既是专门学问，也是为人处事”的教导，更奠定了我后来做好伦理学研究、教书育人的根基。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先生”。

在罗先生和其他诸位老师的指导下，我逐渐打好理论基础、掌握基本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多领域知识。在博士学习阶段，我力图结合中西方理论界关于道德本质与发展动力的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全面阐述“道德活动”的基本原理。

博士论文答辩那天，记得答辩委员曾提出一个问题：“做伦理学原理研究，为什么需要比较中西伦理学理论？”我当时的回答还很忐忑：“要讲清楚伦理的特殊性，就要使其具有普遍性，而要研究人类共同价值，则需要深入了解不同道德体系的分殊与趋同。”如今回想，当年罗先生“学问要中西马兼顾”的教诲始终是指导自己治学的标杆。近四十年后，虽然学术环境、个人经历都有了很大变化，但基本的学术框架和研究方法并没有变，依然是要在打通不同知识领域上下功夫。在全球化时代研究应用伦理问题，既要讲清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生态观、生命观，也要吸纳儒家“制天命而用之”的智慧和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分析社会公平问题时，既采纳历史唯物主义的进路，也要有意识地借鉴历史积淀而成的“大同”理想和西方“两希”传统的合理内核。正是出于此，我的学术兴趣逐渐聚焦于比较伦理学研究，博士后阶段开始进行具体的中西伦理学比较研究，增强在中西方学术领域构建沟通桥梁的能力，也逐渐在国际学术界锚定自己的坐标。

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我的出发点始终是守正创新、融通知识，力图使自己的比较研究既立足传统伦理、也重视其现代转化，既立足中国又兼顾他者，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通过考察中国“情理”传统观与西方情感主义之间的差别，我深思过儒家“仁者爱人”与基督教“爱邻人”所代表的中西伦理原则异同；在探索中国早期儒家与古希伯来文明传统智慧观的殊途同归之中，我逐渐明白比较伦理学的根蒂不在于把不同的理论进行简单的罗列，也不是寻找相同点的“文字游戏”，而是要探索不同思想和文明所蕴含的更深层伦理智慧，使其在比较对话中显露出共通的人性光芒和促进人类事业进步的共同价值。

我时时牢记，中国优秀的思想传统是自己的知识之根、伦理之本、灵性之源。在共同举办高端学术会议、联合培养学生、专家学术互访等中外交流活动中，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朱熹的“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悟出了：穷理之要，更在于通今。做学问也好，教书育人也罢，终究是要培养既能明了中西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又能为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的守正拓新的学者。《礼记·学记》所说的“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不仅仅是指狭义上学友之间的相互促进，也意味着不同伦理文明之间只有互学互鉴，才能逐渐积累共识，促进更多的价值重叠。

几十年来，除了关注中外伦理传统的异同，我也致力于伦理发展的古今之辩。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理解历史与当下，成为我思考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一门课程“传统、现代化与全球化”，一讲就是近20年。因为我始终相信，对中外学生而言，不理解这三大进程之间的张力与融合，就无法真正读懂世界秩序的变迁，不可能理解中国伦理的当代形态，也无法探究人类伦理的未来走向。这三者虽然各有各的起源与发展规律，但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具有共存和互通的逻辑。只有辨识它们不同的路径，以跨学科视角将其视为同一种动力，我们才能在不变之中深析变易的必然性，在大变局中不迷失方向，坚定对文化的自信、对多元普遍的追求和对未来发展的乐观，这正是我反复强调要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学者”的初心。

把《中庸》所倡导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为学之道，转化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贯通”的治学理念，是我四十载教书育人最深刻的体悟，也是我最想传递给年轻一代学人的心声。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哲学教育工作者，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的应有回答。

转载自：琉璃神社 新闻网